房租如此低廉
六郎庄，终于要拆了。
虽然早就知道作为城中村的六郎庄早晚要拆掉，但是肖潇还是觉得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六郎庄街道的两侧就贴满了鼓励拆迁的口号，“早日腾退 惠己惠民”、“自我做主自选房 争做首都好市民”，诸如此类。而对于像肖潇一样在六郎庄居住的流动人口，上述口号更像是“逐客令”。
这几天肖潇显得格外沮丧，因为六郎庄进入搬迁倒计时，就意味着他必须搬离这块房租低廉的地块，目标转向小区。通过这几天的找房，他发现，在四环周边几乎任何一个小区，七八平方米的地界儿月租都要1500元左右，这与六郎庄的400元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与他的月工资2000元相比，更是令人咋舌。即便这样，他也坚决表示，绝不离开北京。跟肖潇一样，同为六郎庄暂住居民的还有4.5万人，他们几乎面临同样的尴尬。
与先一步拆掉的唐家岭相比，六郎庄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身处西北四环边缘，位于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地区，西边和北边与颐和园、圆明园临近，东边更是与高新科技区──中关村仅一桥之隔。
近年来，“瓦片经济”兴盛，六郎庄村中出现了大量的违规建筑。由于房租低廉，交通便利，这里成了外来人口的首选居住地，村中流动人口曾多至5万人。2010年，六郎庄村被列为全市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之一。
据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年底六郎庄就要完成清退工作。驻足在六郎庄街道，经常见到外地人裹挟着大包小包往公交车站赶。在肖潇看来，早走还算是明智之举，“起码现在在附近租房，选择的面会更大一些。”他预言，待到晚些时候，六郎庄数万名流动人口一涌而出，四环周边的房租肯定会被抬高。
只是，拆迁来袭，庞大的流动人口，各有各的焦虑、不安、犹豫和彷徨，少有笃定的眼神。
“苦也誓不离开北京”
这是肖潇最近常说的一句话，在家人看来，他甚至极端到了有些“走火入魔”。
7月20日，中国商报记者从中关村出发，乘983路公交车途经两站便来到了六郎庄的村东口。还没进入村落，就听见一串嘈杂的鸣笛声，待记者走近发现，原来只有五六米宽的街道堵车了。轿车、三轮、电瓶车、行人胶着到了一起。
在街道两边，横七竖八地挤满了水果摊、杂货摊和煎饼摊，垃圾遍地。“这条街几乎全天都堵，街道窄，再加人员复杂，每天都这样。”一位村民向记者抱怨道。
通过几通电话，记者辗转找到了来街上迎接的肖潇，眼神略显疲惫，“上午去西四环找了半天的房子，都没有合适的。”当然，他所言“合适”是指价位低廉，且离中关村的上班地点不会很远。“小的次卧月租都要1500元，隔间的也要1300元左右。”肖潇苦笑，这与自己的实际收入很不匹配。
肖潇，男，毕业于2008年，三年的从业生涯并没有带来工作的任何转机。用他的话说，就是当初大学学错了专业。“大学修的是财会，虽然这个专业在当时我们的学校算是一等专业，但是出来后发现找工作不是那么回事。”肖坦言，这与之前学校许诺的有很大差距。
毕业第一年，肖潇在一家小公司找了份出纳的工作。“说是出纳，其实是超人，”他笑称，“超人就是什么都做，财务、库管、开车、接洽客户……”就这样，一个月也就1500元，但是六郎庄的房屋月租只有400元，“所以，生活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从业一年后，肖潇始终觉得没有找到人生的价值，遂辞职在家专心考注会。在肖的记忆里，2010年算是他最落魄的一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仅靠家里每月打些生活费，“长这么大，还伸手向家里要钱，非常惭愧。”最遗憾的是，挣扎了一年，竟然一科都没有通过。肖说，从那时候起，他才开始真正考虑人生了。
在外面这么苦，为什么没有考虑回老家发展呢？
谈到这个问题，肖显得格外激动，“怎么可能，上了四年大学，回家种地吗
？这和家里的观念极其不符。即便是在乡里找份工作，到最后还得落在拼爹的份儿上。”肖指的拼爹是时下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子女的贫富意识也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子女比拼各自的父母。
“家里越有背景，在当地越能找到一个舒适的工作，甚至一辈子衣食无忧，但是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回去了等于死路一条，还不如在外面走走看呢。”肖认为，外面的竞争比家里要相对公平，对于没有任何“身份”的人，还是“闯闯”为好。
一时找不到中意的工作，前段时间，肖在中关村找了份临时性的差事，在电子卖场促销拉客。“中午管顿饭，一个月2000元，这差不多了。”肖自我安慰道。他再三向记者强调，这只是个过渡，“如果真要搬离六郎庄，2000块钱的工资都不够租房的。”
肖潇带记者在村里转过数条狭窄的胡同，才来到一家自建的三层小楼前。肖刷门卡，示意记者先进去，然后他跟门口站着的一个上岁数的人说了两句。后来，他告诉记者说，那是房东，平日房东规定不得带外面的人进来，他这次说，“这是我家亲戚。”当然，之前来过的“亲戚”也不少，有朋友、同学、同事。
进入楼里，肖带记者走楼梯上二楼。在楼道的最顶端，拿钥匙，开门。这是一间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房间，惟一的家具──一张单人床就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二，衣服和书籍凌乱地散落在床上，地上堆满了矿泉水空瓶。在床头还贴着个字条，仔细辨别后记者发现上面写着“誓不离开北京”。
“我就是不离开，我就不信没有我立脚的地方了。”说此话是，肖的声音有些哽咽。
“逃离北京的我又回来了”
和肖潇相比，胖子的故事则具有戏剧性，一年前他伴随“逃离北上广”的大军逃离北京，一年后，他又回来了。
胖子是六郎庄后街一个理发店老板,店面也就10平方米。原先生意好的时候有两个帮工，“就那样还是忙不过来。”两个帮工分别管洗头和烫发染发，剪发主要由胖子来负责，“因为这部分技术含量最高。”可以说剪发让他留在北京有饭吃、有钱赚。
每年冬天是最忙的时候，尤其是年前年后那段时间，理发烫发的人颇多，据胖子回忆，那些日子只要三个人站着不停地忙活，一天就能挣个两三千元。由于小店能挣钱，负担也不算重，所以女朋友不上班也没问题。谈起那些日子，胖子显得很是骄傲。
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胖子时隔近一年后重新回到北京。胖子本是安徽人，在北京结识了刚毕业的女朋友，从恋爱一直到结婚。两人结婚前在女方老家河北沧州买的一套现房，胖子说沧州离北京近，房价也不算很高，“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楼房，房价5000元，每个月要还贷款2000多元。”
2009年年底，买完房办完婚礼后，胖子考虑就在沧州发展，“反正手艺在哪都一样使，况且北京物价高，生活压力很大，在沧州起码吃便宜，住就是自己的房子，然后还房贷。”就这样，胖子在河北沧州做起了理发生意。
时过一年，胖子重返北京。谈起在沧州的生意，胖子感觉很无奈，他说，“家里物价水平是很低，生活节奏也没北京这么快，但压力一点也没有降低，因为家里生意远没有北京好，烫个发以家里的物价水平，也要不上价钱，挣的就相对少了很多。再加上还要还房贷，这样一比较反而不如在北京做生意好。
如此一来，胖子跟媳妇又回到了北京。有意思的是，胖子现在的店面仍然是他离开北京时转租给别人的那间，而当时的承租方现在已经找到了中关村某知名美容美发店的技师工作。
胖子重又回到原点，把店面简单装修了一下，拿起工具在北京开始了之前的生活。现在，胖子媳妇也不能在家待着了，她找了一家公司文员工作，开始上班挣钱，两口子一起攒钱还房贷过日子。
至于沧州的房子，家人曾经提议胖子租出去，还贷压力也能减少点，但他执意不出租，“都是装修好
作者：张 惠 王 明 来源：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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