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5日到北京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又西二旗铭科苑小区住了一个月，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只得再次搬家。这次，就搬到了北大附近的村里，叫六郎庄。
我住进了村里的一个大学生公寓。说是大学生公寓，其实里面什么人都有。公寓阴暗潮湿，到处都散落着垃圾。外表看来极像花农用来种花的大棚子，只是大棚子是用灰瓦、油毡和砖头盖成的，没有窗户，一年四季点着灯，通道长而潮湿。在长长的通道里，每隔四五米处有一盏昏黄的灯，通道上到处是垃圾和水渍，时不时会有一个硕大的老鼠从阴暗里串出来吓人一跳。头一次走进通道时，尤如走到了当年国民党的监狱，阴森森的，煞是吓人。不过，这里房租倒是很便宜，所以，虽然不济，却也人丁兴旺，热闹非凡。
梅
她叫梅，很瘦，有一头乌黑发亮像瀑布一样的长发。她是我的室友。她说话有一个习惯，三句里面必有一句“就是说”，听她说话难免会心不在焉。人说，说话罗嗦的人心肠都好。这话说得没错，梅是个大好人。
一个寒冬的半夜，有人犯事，公安局的找上门来了，咚、咚、咚地敲隔壁屋的门。我迷迷糊糊的被吵醒，一听是公安局的，以为来查暂住证，一时被吓了个半死。我悄悄问梅，怎么办？她让我到厕所里躲一躲。我跳出被窝，心惊肉跳的打开门。没想到，有一个警察正倚在我们的门口，我哆哆嗦嗦的说：“我…去一下厕所。”警察瞧我一眼，放行了。我在厕所里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直想哭，生怕被抓到昌平挖沙去（听别人说的，外地人在北京如果没有暂住证，查出来就会被带到昌平那边挖沙去，挖沙的钱挣够路费了就谴送回老家）。不知呆了多久，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厕所离宿舍挺远的），心急如焚。这时，有人敲门，我小声问了一句：“谁！”是梅的声音。我放她进来，她说警察还没走，她是来给我送衣服的。这时我才想起，我穿着单衣就出来了，居然一直没觉着冷。
还是寒冬的深夜，我被冻醒了。我醒来后，混身冰凉，被子怎么塞，怎么弄都是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暖气。我哭了，低声抽泣着。梅被我吵醒了，着急地问我怎么了？我说：“冷…”她赶紧起身过来，摸了一下我的被窝，惊呼：“你怎么没放电热毯呀！”我说不知道会这么冷，她告诉我宿舍的暖气一向只提供到晚上十一点。她让我与她合睡，我钻到她的被窝里，好暖和。我的抽泣声还没止住，她轻轻地敲打着我，说明天去买个电热毯就好了。
年底的一个晚上，她说头上不知长了什么东西，老有些液体渗出来，让我看看。我拨开头发一看，吸了口冷气。是一个拇指大的疖子，渗出的脓液把旁边的头发粘在了一起，溃烂的地方凹进去了一个小洞，既恶心又可怕。我问她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她说有几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只是感觉梳头时有个小肿块，后来不知怎么地就流脓了，有时候把枕巾都脏了，但不疼不痒一点感觉都没有。“不痛不痒的肿块那才叫人可怕，恶性肿瘤前期不都是没征兆的吗？”我大叫。我让她去看医生，她摇着头说不疼不痒，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去看医生要花好多钱，也许要五十块钱，太贵了。天，那是长在头上的，可不是长在屁股上的！我掏出钱拽着她去医院，还说，万一是恶性肿瘤兴许还是个早期呢。她没去，我只能每天都说些危言耸听的话刺激她，到后来她受不了我的唠叨，便去看了医生。她那疖子医生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要她做个病理切片。她想一定很贵，连价钱都没问，拿了点药膏回来了事，一共花去了四十块钱。她自从医院回来那天起的好一段时间里，就像阿庆嫂一样时不时呆呆地望着对面某一点发呆，口里喃喃的说：“哎……四十块钱呢。”擦了药后，头上的疖子时好时坏，在我离开的六郎庄的时候，她的脑袋还长着那个顽固的疖子。
再见到她时，看到那一头曾经让我们无比艳羡的秀发变成了齐耳短发，心里一跳，不太敢问，说话之余悄悄观察她，她比以前利索多了，精神抖擞的。便放下心来，看来那的确不是什么恶性肿瘤。
老蒋
说起梅，就不得不提一提老蒋同志了。老蒋，男，71年出生，清华大学成教院计算机本科生，工程师。他是梅“弃”而不舍的追求者。
一日，我回到宿舍，没看见梅，她一般都比我回得早，挺奇怪的。吃完饭后，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有人“咯、咯、咯”的敲门。我起身开门，见一位男士，身着一件长及膝盖，泛白了的红色T恤。头发支楞着，怒发冲冠。眉毛浓而长，眼睛大而深，相貌端正，眉头紧锁，手叉着腰，挎着一个深绿色的大包，猛一看，还以为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呢。他看见我，一愣，反而拘谨起来。我问他找谁，他小声问：“梅在吗？”他一出声，倒我想不到，看起来雄赳赳的男子汉，声音却像个女人家似的，尖细而底气不足。
后来梅告诉我，那天梅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晚上要过来看她，她躲他去了。
老蒋信基督，每次来都对梅不厌其烦地讲述上帝的故事，但效果不佳。梅对他没意思，特别是对基督教。所以，他常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这人好玩，三句不离上帝，五句不离耶酥，觉得新鲜，便附和了几句。这回可了不得了，老蒋一看有人感兴趣，精神大震，滔滔不绝起来。时日一久，连我也清静起来，心里却恨恨的，就像悟空说起对唐僧的苦恼，那“嗡嗡嗡”的声音，挥赶不去。
后来才明白为什么老蒋敢冒着被人轰赶出来的危险讲述着耶酥的故事。那是因为，他的结婚对象一定是有共同信仰的兄弟姐妹，否则将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梅的信仰问题让他头疼，我无辜地成了受害者。最受不了的是他们之间的称呼，他们相互之间称呼为“兄弟姐妹”，如姓胡的男基督徒呼为“胡兄弟”，姓林的女基督徒呼为“林姐妹”，没有年龄之分，一律的兄弟姐妹。我听得起一身疙瘩。我没有梅那么好的涵养工夫，忍不住开口让老蒋住嘴，求他说些别的话题。因此他对我的印象十分不好，认为我是不可救药之人。不过那次以后，他却当真多了别的话题，耳根总算清静了不少。国外信教之人，哪有这等神经兮兮的行为？可见对于这些舶来品，只能算老蒋道行不深了。
他常来我们这串门，但不爱清洁。星期一是那件红色的T恤，到星期日来的时候还是那件红色的T恤，大热天也是如此。我这人心直口快，常嘻嘻哈哈的笑话他不换衣服。他狡辩说有两件一样的，怪我眼拙。可那T恤衫上一个拇指大的破洞揭穿了他的把戏，我指着那窟窿笑话他，他气急败坏得求助于上帝，在面前画了一个十字架，让上帝宽恕我这个刻薄的人。然后便神色自然起来，不再理睬我了。冬天一日，他来到我们宿舍，那天是他出差回来后第一次来，自然就多了几句寒暄话。说话间他脱下罩在外面的一件肥肥大大的西装，里面居然还是一件黑色的西装，只比刚才那件稍短小一点。最里面的红T恤露了出来，像给西装镶了一圈暗红色的边。连着两件同款式的双排扣西装的人还真不多见。我大笑着与他打招呼，赞扬他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老蒋在2003年年初换了工作，认识了一位大龄女青年，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从此再也没来找过梅。
平
每次想起平，总是想乐。
平二十岁，长得很有特点。皮肤黑，浑身圆嘟嘟的。她的脸尤像一只充满水分的梨。在这只梨的上半部分，有一双特别小的眼睛。嘴唇丰厚，与下半部分脸的比例相符。少了一颗门牙，却爱肆无忌惮的大笑。她笑的时候下巴坑会出现一个小窝窝，非常有趣。她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因为没什么学历和实际的技能，长得也差点意思，生活总是过得很苦。她一个月只有二百块钱底薪的工资，骑着自行车给人送机票。公司离得太远，又早上七点半就要报到，于是她总是早出晚归的。她每天中午都能从客户那蹭到饭吃，晚上只花三毛钱，一个馒头就搞定了。所以，只有很少的生活费。但是大嗓门的笑声总是源源不断，大大咧咧的，从来没有烦恼。
一次，她送一份机票到希尔顿大酒店，好远的路程。她骑着车子都觉得眼睛要睁不开了。送完机票下来，看到酒店大厅里摆着长长的大沙发，失魂落魄地走过去，躺下来就呼呼的睡着了。睁开眼时，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老外，正兴致盎然的的看着她。她说那老外见她醒了还冲她笑了笑，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话。她也不懂，就也冲老外笑了笑。她那天穿了件长及脚踝黑色大风衣，头顶着一个变了形的帽子，酷酷的，像极了除强扶弱的大侠。于是我笑她那天的一幕被称为“小黑侠累卧沙发 憨态可掬，一老外惊遇醉侠 瞧个仔细！”
一年后，她和朋友到深圳去了，那正是我在北京最凄惨的时候，于是跟她的联系断了将近一年。2003年的一天，她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她要参加一个叫工商管理的大专自学考试，买了好些书在学习，让我等她的好消息。我想，能有这番心情，日子过得应该是不错了。
小梁子
住在209的小梁子也很有趣。她是内蒙古的，和哥哥一起在北京。她最会过日子了，买东西砍价在我们那里是一把手，所以，我买东西从来都要叫上她的，仿佛要是没她在身边，就会一定会吃小贩们的亏。
她总是像个护犊子的母亲保护着她的朋友们。她与我最好，所以，我成了她第一个要保护的人：看我搓不透衣服，就再没让我动手；下班回家，有她给我做好饭菜，热腾腾的；知道我受不了电热毯的燥热后，把她的被子让给我；她还把她的皮手套让给我戴，她戴我那双呼呼透风的“魔术手套”，说她不怕冷；她认为我们南方人没过过这没冷的冬天，于是强行让我穿上她最好的那件大棉袄，她却又穿上了几年前她父亲为她买的旧棉袄……
她曾经有过一份工作，公司倒闭后，就一直闲着。我搬进来后，跟她成了好朋友。我不会料理身边事务，她没有工作，与她一起相依为命的生活，也算是双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吧。
她喜欢逛大超市，尤其是家乐福，她说：“那儿的东西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光看着就特高兴。”我跟她常去家乐福闲逛，推着空空如也的车子，里面没有商品，载满了的，是简单的快乐。
后来，她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到家乐福里做收银员了。能天天都呆在家乐福里，不知还是否还有往常那些幸福的感觉？
应该有吧，毕竟是有了钱了。
而我呢，几年的时间，我像经历了一次一次的蜕变，痛苦而深刻。换了好几个工作：电脑绘图、采编、抄写员、记者、编辑。每一步都走得步履维艰，风雨飘摇。如今生活似乎不再颠沛流离，但混迹在如出一辙的人群中，再没有那种望着万家灯火，心头一片苍凉的感觉，更没有了发薪水后豪情万丈的情怀。我像是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一颗清冷的心，从从容容地审视这个繁华似锦的世界。
常常想起的，是在破落的六郎庄里那些贫穷而坚强的姊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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